数字经济已成为一种经济增长的新动能。根据国家工业信息安全发展研究中心测算，2020年我国数据交易市场规模达到545亿元；而IDC《2021年V2全球大数据支出指南》显示，2021年全球大数据及分析市场份额将达到2157亿美元，比2020年增长10.1%，且未来5年年复合增长率预计为12.8%。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数据要素市场发展。2020年4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数据作为一种新型生产要素首次正式出现在政府文件中。2021年12月，国务院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发布，提出到2025年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初步建立的发展目标。加强数据要素的管理和利用，是当前亟待解决的时代议题。

　　促进数据要素的交易流通，打造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是加强管理和利用的基本前提。2022年3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意见》，明确提出我国将加快培育统一的技术和数据市场，建立健全数据安全、权利保护、跨境传输管理、交易流通、开放共享、安全认证等基础制度和标准规范，首次明确提出要打造统一的要素资源市场，通过政府、公共部门、企业等数据资源的有效整合，在更大范围内进行数据的有序流动和合理聚集应用，防止利用数据、算法、技术手段等方式排除、限制竞争。鉴于此，促进数据要素的交易流通则成为数字时代的必然趋势。

　　政府与企业须在这一时代进程中积极推动并提升技术安全和标准建设。例如，安全高效的传输、存储设施是数据安全的硬件要求，但这种设施需要提前支付成本，企业参与意愿较低。此外，不同企业间技术互操作性不足、架构不统一、数据高度复杂等问题，既增加了技术安全风险，也增加了数据交易流通成本。然而，多层次的数据流通是大势所趋，不能因安全担忧而因噎废食，而要在互联互通、数据流通中倒逼安全保障的提升。当下，随着数据价值日益得到重视，很多数据安全技术目前已被运用于数据流通过程，如联邦学习、同态加密、差分隐私、硬件可信执行环境等，为保障数据安全、促进数据流通发挥了有效作用。具言之，数据安全技术可通过聚焦数据交易确权难、定价难、互信难等关键共性问题，探索构建数据安全流转网络的新模式、新方法、新路径。

　　第一，使用隐私计算、多方安全计算等新一代数据技术形成新的数字管理和流通管道。过去主要采取直接共享原始数据的方式，但这种方式无法对共享出去的数据进行有效管控，不利于企业保护数据资产，亦不利于防止数据滥用和隐私泄露。目前数据隐私协作平台深度融合了区块链和隐私计算技术的优势，通过智能合约来驱动协作流程，由隐私计算引擎来解决数据流转问题，并通过区块链进行确权，在数据共享过程中有效地保护个人信息，实现了全流程可记录、可验证、可追溯、可审计，为建设高效、高安全、高流动性的数据要素市场提供了助力。第二，结合区块链等加密和溯源技术，建立数据确权、定价及交易体系。确权是数据转化为资产的重要前提，区块链在数据确权方面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基于超大规模组网能力、强隐私保护和敏捷的应用开发套件支撑了省市区各级以及区域一体化的数据网络建设，支撑了公共组织、产业金融和监管侧等多技术栈应用的接入等。第三，利用一体化的TEE云原生安全体系来保障数据和交易的安全。数据流通和交易离不开云环境，云原生分布式架构和移动开发PaaS平台具备高可用、一致性、可扩展、异地容灾等核心能力，能够构建一体化云原生安全体系，提供多云异构下的运维自动化、技术风险保障能力，为企业业务的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保驾护航。

　　国家亟须从整体、全局角度对这些问题进行统筹考虑，加强顶层设计，推动各地技术交易市场和数据要素市场互联互通，最大程度地发挥技术和数据价值。

　　首先，坚持“用”字当头，平衡处理好数据产权保护、安全与利用的关系。当前全球数字经济竞争愈发激烈，我国在有些数字经济赛道上的优势已出现减弱态势。一方面，我们应该坚持用足用好各类数字资源，为数实融合提供源头活水，既要重视数据产权保护、数据安全风险，也要防止有关利益主体以数字产权和安全问题等为由而人为限制数据流通行为。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在数据产权保护和安全上守住底线，丰富渠道，注重运用隐私计算等新技术解决数据利用和安全的两难问题。其中，针对已有实践中看得准、有共识的环节，重点是个人和机构隐私、国家安全等方面，应列出不能流通或交易的负面清单，守住数据产权保护和数据安全底线，并在此基础上放开各类数据流通渠道。

　　其次，采用多方共管模式，建立安全、可控、可管的数据规模化流通环境。“多方共管”模式就是通过统一寻址技术，解决供需双方对大规模数据进行查找和监管问题；通过多方隐私存储和隐私计算技术，解决安全存储、计算、确权、授权和控制问题；通过虚拟碎片化沙箱技术，解决与业务系统的透明对接、数据碎化加密、数据不落地以及数据泄露问题；通过前后端数据定向流转技术，解决数据合规流动问题；通过多方版本回溯技术，解决隐私数据事后追溯和恢复问题。无论是大数据、人工智能、物联网、云计算、区块链等场景，还是数据计算、数据交易、数据监管等流程，都能做到数据在多方可控和多方监管下快速流通和使用。任何组织和个人拥有对数据所有权的“抓手”，并形成可以信赖的“多个数据共管方”，这样的数据安全系统会对数据的规模化流通产生积极而深远的影响。

　　再次，政府应平衡监管与创新的关系，营造有活力、可持续发展的技术环境。一方面，政府应该把注意力放到维护公平竞争、提供基础设施和基本公共服务、合理引导预期等方面，对具体的技术路线不必过多干预，要更多由市场竞争来解决。另一方面，政府应在推动数据流通和市场化建设上发挥带头作用，设立大数据局，统筹协调政府部门数据的权属、安全和流通，加快解决政务数据部门化、部门数据利益化问题，把大量政务数据解放出来。

　　最后，企业应积极发挥自身技术创新作用，保障分享数据的权利和机会平等。一方面，在企业数据流通方面，企业应积极投入资源，加强自身技术创新应用，通过收集、加工、挖掘等措施实行数据增值权益；同时，也应防范和纠正某些互联网超大平台企业利用市场垄断地位和在社交等相关市场的绝对优势，限制诸如用户痕迹信息(如昵称、头像)等具有公共属性数据自由流通的行为。另一方面，应加快数实结合，充分利用政府在支持民营经济发展、平台经济发展、创新型领先企业发展方面的政策优惠，推进技术安全创新和企业快速发展。

（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 清华大学数据治理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赵娟）